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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4日 今日读报

广发读报

2021.01.14

摘要今日读报关注 1、证监会介绍沪深交易所退市制度改革的背景、原则以及下一步工作安排。 2、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

【目 录】

(2021年第1期)

20210104新规、案例速递

1、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20201231证监会官网).

2、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纽交所启动中国三家电信运营商摘牌程序事宜答记者问(20201231证监会官网) 

3、证监会:协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做好六项重点工作(20201231证券日报)

4、对话证监会首席稽查罗子发:落实“零容忍”工作方针 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 持续塑造良好市场生态(20210101 21世纪经济报道)

5、投行业务电子底稿监管系统将于2021年1月4日上线(20201231中证网)

6、违规买卖股票获利357万元 原光大证券员工被罚没超1400万元(20201231中证网) 

7、加强审判指导 严格公正司法 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就首批民法典配套司法解释答记者问(20201231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20201231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20210104金融行业动态

1、A股迎史上最严退市制度 2021年退市数量或大幅提升(证券日报)

2、注册制改革全面推进蹄疾步稳 主板和中小板IPO标准成关注焦点(证券日报)

3、深圳将推动“恢复深交所主板上市功能”,A股全面铺开注册制有望注入新鲜血液(20210101 21世纪经济报道)

4、财政部:2021年持续推进减税降费 研究适时完善个税制度(20210101 21世纪经济报道) 

5、房地产融资“供给侧改革”启动 楼市“去杠杆”全面展开(20210101 21世纪经济报道)   

 

20210104新规、案例速递

1、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20201231证监会官网)

一、问:今日,沪深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修订后的退市规则,本次退市制度改革的背景是什么?

  答: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关键的基础性制度。健全退市机制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安排,也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升资本市场治理效能,优化市场生态,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

  一个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必然要求畅通入口和出口两道关,形成有进有出、良性循环的市场生态。目前,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和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已平稳落地。在拓宽前端入口的同时,迫切需要加快畅通出口,这既是化解上市公司存量风险、对严重失信主体保持“零容忍”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优化市场生态、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

  自1999年《证券法》初步确立退市制度框架以来,证监会先后进行了4次退市制度改革,建立了与市场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相对完整的退市规则体系。但与成熟市场相比,我国资本市场退市不系统、不坚决、不彻底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年均退市率仍然偏低。一些已经丧失持续经营能力的公司长期滞留资本市场,严重制约资源配置效率;一些严重违法违规的公司没有及时出清,扰乱了市场秩序。市场约束尚未有效发挥作用,交易类退市、主动退市案例不多,退市渠道较为单一。2019年以来,我们将完善退市制度作为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内容,在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试点中,同步在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方面做出了一些积极探索,同时明确提出拓宽多元化退出渠道的改革思路,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工作成效明显。

  在认真总结历次退市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经广泛征求市场各相关方的意见建议,证监会研究提出了下一步健全退市机制的总体考虑。11月2日,中央深改委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健全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拓宽多元退出渠道,严格退市监管,完善常态化退出机制。

  证监会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际最佳实践,指导沪深证券交易所修订完善相关退市规则,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

  二、问:本次沪深证券交易所退市规则修订遵循的主要原则是什么?

  答:12月14日,为落实《实施方案》中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相关要求,沪深证券交易所发布了相关退市规则的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期间,市场各相关方对规则总体评价较高,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沪深证券交易所结合上述建议,对规则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作出了修改完善,于今日正式发布实施。

  本次退市制度改革,坚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敬畏市场、尊重规律,加强与注册制改革的协同,吸收科创板、创业板退市改革试点经验,推动股价、市值等交易类指标发挥更大作用;侧重考量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推动“空壳企业”及时出清;明确、细化具体标准,增强规范运作类、重大违法类退市标准的可操作性。

  沪深证券交易所全面修订了财务指标类、交易指标类、规范类、重大违法类退市标准,在全部板块取消单一连续亏损退市指标,制定扣非净利润与1亿营业收入组合财务指标;在保留“面值退市”等交易类退市标准的基础上,设置“3亿市值”标准;增加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存在重大缺陷且拒不改正的标准;增加重大违法退市细化认定情形等。同时,根据新《证券法》规定,取消了暂停上市、恢复上市环节,优化退市整理期等,提高退市效率。

  总体上,本次沪深证券交易所修订后的退市规则,对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改善资本市场整体环境、加速优胜劣汰、强化投资者风险意识、引导理性投资具有积极意义。

  三、问:如何看待退市与打击违法违规的关系?

  答:本次退市制度改革特别强调,要加强相关司法保障,坚持法治导向,坚持应退尽退,对严重违法违规、严重扰乱资本市场秩序的公司坚决出清,对相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要强化退市监管力度,压实实控人、控股股东、上市公司、董监高、中介机构等相关主体责任,打击退市过程中伴生的财务造假、利益输送、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相关机构和个人严肃追责。要坚持底线思维,立足国情和市场实际,优化投资者保护机制,稳妥处置退市相关风险。

  沪深证券交易所围绕应退尽退目标,完善退市规则,打击乱象。针对过往通过非标审计意见规避退市的公司,增加审计意见类型与财务指标全面组合适用的退市规则,堵住制度漏洞;针对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且拒不改正的案件,增加直接“红牌罚下”条款;在保留原有重大违法退市标准的前提下,针对造假金额大、比例高但按原规则不影响上市地位的财务造假案件,增设了“造假金额+造假比例”的退市标准。

  自2014年证监会及沪深证券交易所制定、完善重大违法退市规则以来,先后有博元投资、欣泰电气、长生生物、金亚科技、康得新、千山药机等公司因触及重大违法退市等标准已退市或启动退市程序。本次在保留原有情形、增设“造假金额+造假比例”条款后,重大违法退市指标体系将更加完善,危害人民生命安全、欺诈发行、重大财务造假、通过财务造假规避退市标准的公司,无论公司造假金额大小,造假年限长短,只要触及相应指标,都将予以坚决出清。

  近日,证监会已对富控互动等公司通过财务造假规避退市立案调查,后续还将对类似案件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同时,证监会还将不断加强与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等方面的信息共享和监管合作,有效克服退市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阻力。

  同时,应退尽退并不是简单地追求退市数量,退市也不是唯一的惩戒手段。严格执法一方面要做到有错必罚,另一方面也要坚持过罚相当,要实事求是,辩证、系统地考量上述关系。沪深证券交易所落实改革要求,合理设置退市标准,既充分发挥退市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作用,又与整个监管体系有机结合,综合利用诚信档案、监管措施、行政处罚、移送刑事、集体诉讼等多种工具,在尽量减小投资者损失的前提下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体化追责。今年,新《证券法》已经大幅提升了行政处罚金额。近日,全国人大已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提高了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行为的违法违规成本,首单集体诉讼案件已正式启动,证监会正在加快制定责令回购等配套投资者保护制度,确保既要“退得下”,还要“退得稳”。

  四、问:下一步证监会在退市方面还将开展哪些工作?

  答:2019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证监会不断加大退市监管力度,已有48家公司通过多种渠道退出,其中强制退市26家,是之前6年强制退市数量总和的2倍多,创历史新高。

  下一步,证监会将坚决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部署,把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作为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内容,坚定方向,统筹谋划、协调推进,并结合实践动态评估。拓宽多元退出渠道,强化退市监管力度,加快制定相关投资者保护制度,强化发行上市、再融资、并购重组、退市、监管执法等全流程全链条监督问责,推进《实施方案》不折不扣落实落地。同时,将会同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对退市过程中出现的对抗监管、不正当维权甚至煽动群体性事件等恶劣行为,严厉打击、严肃追责,确保改革平稳推进,积极塑造良好的市场生态。

 

2、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纽交所启动中国三家电信运营商摘牌程序事宜答记者问(20201231证监会官网)

问:美东时间2020年12月31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简称“纽交所”)宣布启动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家电信运营商(以下简称“三家公司”)的摘牌程序。中国证监会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们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三家中国公司发行美国存托凭证(ADR)并在纽交所上市已经接近或超过二十年,一直遵守美国证券市场规则和监管要求,受到全球投资者的普遍认可。纽交所直接公告启动对三家公司的摘牌程序,是由美国政府针对所谓“中共涉军企业”的行政命令引发的。美方出于政治目的实施行政命令,完全无视相关公司实际情况和全球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规则和秩序。

三家公司拥有庞大用户基础,基本面稳定,在全球电信服务行业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其ADR总体规模不大,合计市值不到200亿元人民币,在三家公司总股本中的占比最大只占2.2%,其中中国电信只有约8亿元人民币,中国联通只有约12亿元人民币。流动性不足,交易量很小,融资功能缺失,即便摘牌,对公司发展和市场运行的直接影响相当有限。我们坚决支持三家公司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相信他们能够妥善应对行政命令和摘牌措施造成的不利影响。

美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赖于全球企业和投资者对其规则制度包容性和确定性的信任。近期美国一些政治势力不惜损伤美国资本市场的全球地位,持续无端打压在美上市外国公司,体现规则制度的随意性、任性、不确定性,这是不明智的行为。我们希望美方尊重市场、尊重法治,多做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和有益于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事。

 

 

3、证监会:协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做好六项重点工作(20201231证券日报)

 12月30日,证监会表示,为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精神,进一步凝聚共识,近期,证监会分别于浙江、湖南、黑龙江、福建、贵州、陕西组织召开六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片区经验交流会议。证监会领导和沪深证券交易所理事长及上述省份相关省领导分别出席会议并讲话,各地金融局、国资委和证监局、沪深证券交易所、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实现了全国36个辖区全覆盖。会议深入分析各片区资本市场发展和上市公司特点,交流了贯彻落实《意见》的做法经验和化解风险的典型案例,在互学互鉴中相互启迪,增强监管合力。

    证监会表示,地方政府是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力量。《意见》发布以来,各省市积极响应,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浙江省、江西省、青岛市等地已相继出台落实《意见》的配套文件,结合各自实际提出多项举措。总体来看,各省市贯彻落实情况呈现突出特点:高位统筹,建立多级联动机制,调动全域力量积极推动;树立导向,把推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纳入对地方金融考核评价体系或全省资本市场建设考核;重视“入口”,围绕当地产业布局,大力培育上市后备资源;着眼存量,在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将上市公司作为整合各类要素资源的平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落实责任,加大力气推动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破产重整等多种方式化解风险。

    与会代表表示,将借鉴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结合自身区域特点和发展定位,结合增量上市公司发展方向和增长潜力,结合存量上市公司竞争优势和风险状况,进一步作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部署安排,积极营造有利于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氛围。

    会议强调,协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近期要做好六项重点工作:以国有上市公司为突破口,带动公司治理水平整体提升;以注册制为契机,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以多元化退出为渠道,切实解决存量上市公司问题;以分类处置为依据,推动解决占用担保问题;以场内外一致性监管为抓手,推动股票质押风险不断下降;以“零容忍”为原则,持续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证监会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扎实履行监管职责,继续深化与地方政府的协作,巩固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推进《意见》各项安排落地见效,共同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4、对话证监会首席稽查罗子发:落实“零容忍”工作方针 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 持续塑造良好市场生态(20210101 21世纪经济报道)

一部资本市场30年发展史,放到稽查执法的关键词下,注定有数不尽的惊心动魄的往事……

中国资本市场30年的伟大成就,离不开法律和市场准则的守卫者兢兢业业的辛勤耕耘。实际上,正是稽查执法工作,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形成了与我国资本市场特点相适应的稽查执法体制,为发挥好资本市场枢纽功能提供了强有力的执法保障。

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资本市场30年30人”系列访谈,旨在对话亲历者、见证者,回顾过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2020年12月27日,21世纪经济报道对话中国证监会首席稽查、稽查局局长罗子发。

一份清单、三组数据、十足威慑

《21世纪》:首先,能否介绍一下近年来稽查执法工作的一些成绩?

罗子发:介绍三个方面的数据。

一是重拳打击财务造假、欺诈发行、虚假重组等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案件。财务造假、 欺诈发行等恶性违法行为是证券市场的“毒瘤”,始终是监管部门打击的重点。

近十年来,我会立案调查信息披露违法案件近500件。严肃查处了绿大地、万福生科、欣泰电气、金亚科技欺诈发行,雅百特、九好集团、康得新、康美药业、獐子岛财务造假等一批重大案件,有效震慑了违法行为,净化了市场生态。同时,坚持“一案多查”,查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案件,督促中介机构切实履行“看门人”职责。

二是精准打击严重破坏公平交易原则、影响市场功能发挥的案件。

一方面,严厉打击恶性操纵市场。近十年来,立案调查操纵市场案件300 余件,严查罗某东团伙系列操纵、吴某泽、唐某博跨境操纵、大连电瓷实控人内外勾结操纵本公司股价等一批重大案件,严肃追究鲜某、任某成、朱某军、廖某强等操纵市场累犯惯犯的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持续对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保持高压态势。近十年来,立案调查内幕交易案件近800件、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件100余件,案件多发态势得到遏制,行业生态得到净化。

三是集中打击严重积聚市场风险,危害市场平稳运行的违法行为。

一方面,立足规范债券市场发展、维护债券市场信用的总体要求,强化债券市场统一执法机制,坚决打击债券市场欺诈、造假行为,对五洋建设欺诈发行债券、富贵鸟债券信息披露违法、华晨集团、永煤控股等有关案件立案调查,切实维护债券市场良好生态和信用环境。

另一方面,严厉打击私募基金等领域违法行为。近年来,累计调查私募领域违法案件130余件,查处富航投资利益输送、私募基金管理人吕某操纵市场、穗富投资内幕交易等典型案件,促进私募基金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24字”做文章不断优化制度建设

《21世纪》:数据背后,稽查执法工作的整体工作思路是什么?

罗子发: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资本市场监管执法的总体要求和决策部署,深刻理解和把握“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工作方针,坚持“四个敬畏、一个合力” ,坚决将服务实体经济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立足于更好地保障市场改革发展稳定,更好地防范市场风险的大局,扎实推进稽查执法工作。

在日益增长的执法需求与有限的执法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我们以稽查执法改革为抓手,重点围绕“突出重点、统一指挥、密切协同、规范执法、科技赋能、 打宣结合”这 24 个字上做文章,不断加大稽查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证券期货违法活动,严肃市场纪律,净化市场生态。

《21世纪》:随着市场违法情况的变化,稽查局在制度建设上做了哪些持续性优化?

罗子发:目前,稽查局负责统筹指挥、组织协调全系统稽查力量,稽查总队、沪深专员办负责查办重大案件,36家证监局负责查办辖区案件及稽查局交办的重大案件。

稽查系统已经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模式,形成稽查执法“一盘棋”的工作格局,通过科学调配稽查力量,充分挖潜现有资源潜力,实现执法资源的最优化利用。

一是建立集中调配力量查办重大案件的组织模式,并采取业务骨干集中办案、疑难复杂案件跨单位组建专案组等多种方式,为重点案件提供组织和专业保障;二是确立以调查组为基础单元的案件管理模式,充分发挥调查组在案件办理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突出调查组长的指挥管理职责,提升案件查处成效;三是强化案件办理的监督指导,建立重点案件全程跟进、新型案件专题研究、常规案件节点把控的督导机制,确保办案质量,防范执法风险。

《21世纪》:在很多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外部力量也是稽查局不可或缺的一个助力,这一方面您有哪些经验?

罗子发:打击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密切与公安司法机关、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境外监管机构等在证券执法领域的协作非常重要。

近年来,依法追究一批涉嫌犯罪案件的刑事责任,不断优化与公安机关的执法合作机制,拓展了在联合调查、情报导侦、信息共享、分析研判、培训交流等方面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密切与有关部委的协作配合。不断加强与审计署、人民银行、工信部、银保监会、纪检监察、国资管理等部门在重大案件线索通报、涉案数据查询、执法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合作。

此外,进一步加强了跨境监管执法的协作。在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和IOSCO多边备忘录的框架下,通过跨境协查合作,为打击跨境违法行为提供支持。2014年和2016年,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分别签署了有关执法合作备忘录,为互联互通项目下跨境监管和执法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21世纪》:科技的发展给稽查执法工作带来哪些便利?

罗子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提升执法效能、解决执法难题提供了新的理念、技术和方法。我们坚持以科技为突破,让执法更加智慧、高效和精准。

我们制定了《稽查执法科技化建设工作规划》,确立数据集中、数据建模、取证软件、质量控制、案件管理、调查辅助等“六大工程”建设,构建科技化执法体系。借助大数据优势和信息技术手段,提升线索发现的精准度,提高调查取证效率,增强案件管理信息化水平,加强对违法犯罪态势的分析,为稽查执法装上了“探头”和“牙齿”。

回顾30年立体多元执法格局形成记

《21世纪》:在资本市场发展初期,稽查部门是如何运作的?

罗子发:1992年10月,证监会成立之初在法律部门设立稽查处室,负责组织重大证券违法行为、综合性案件的调查。1995年11月,中国证监会增设稽查部,负责组织调查重大证券期货违法案件调查和审理处罚;1998 年,稽查部更名为稽查局(首席稽查办公室),对各派出机构的稽查力量实行垂直管理。

这一阶段是我国资本市场萌芽发展期,虚假陈述、违规担保、“庄股”、挪用客户保证金等乱象严重影响市场健康发展。稽查执法主动调整体制机制,有效查办了亿安科技股价操纵、银广厦财务造假等一批案件。

这一阶段的稽查执法体制演变说明,确立统一管理、集中调配的稽查执法体制,是充分发挥稽查执法合力、有效应对违法违规变化态势的正确路径。

《21世纪》:随着稽查执法体制进一步发展,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故事?

罗子发:2002年1月,公安部设立证券犯罪侦查机构并派驻证监会办公。

这一执法协作机制形成了我国证券期货领域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有机结合、共同协作的具有独特性的体制安排,缓解了行政执法权力不足、手段有限、威慑力不够的突出问题,为构建打击证券违法犯罪的全方位多层次执法体制打下了良好基础。

2007年,证监会成立稽查总队,提高了查办大要案和跨区域复杂案件的能力;设立专司案件审理的行政处罚委员会,确立了“查审分离”的执法体制。随着行政和刑事执法力量的增强、执法衔接的紧密,相继查办了德隆系操纵市场、杭萧钢构内幕交易、汪某中“抢帽子”操纵等一批重大案件。

随后2013年,证监会进一步明确了上海、深圳专员办的稽查执法职能,并授权派出机构开展行政处罚工作,稽查局统一指挥,稽查总队、沪深专员办专司大要案件办理,派出机构独立查审案件,行政处罚委员会主要负责重大案件审理并监督指导派出机构审理工作的执法体制架构基本形成。

随着稽查力量进一步增强,专业能力进一步提升,统一指挥进一步强化,逐步形成了一支政治强、素质高、专业精、 作风硬的执法队伍。在 2015 年股市异常波动期间,稽查执法高频率、高强度分类分批打击典型、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执法考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市场效果。

《21世纪》:发展到目前阶段,稽查执法形成了什么样的执法新格局?

罗子发:2019年,证监会出台《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方案》,其中,“进一步提升稽查处罚效能”是重点改革任务之一。围绕改革目标,按照“四个敬畏、一个合力”的监管理念,我们调整案件查处机制和工作流程,优化线索筛查和协作机制建设,着力构建重点突出、前台驱动、合理分工、高效协同、相互制衡的监管执法新格局。

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

一是突出重点案件办理。根据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总体思路,围绕监管中心工作,及时将执法重点调整到严厉打击造假、欺诈等恶性违法行为,统筹调配系统监管执法资源,强化案件分类分层分级管理。

二是优化稽查执法和日常监管“总对总”的案件线索移送机制。进一步完善公司机构类、异常交易类案件线索发现机制,突出对重大案件线索的及时发现、精准锁定和快速查处,提升稽查部门查办重大案件的效能。同时,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流程、执法标准和办案规则,理顺稽查处罚、日常监管与自律管理的关系。

三是进一步完善行政刑事执法协作机制。依托公安机关的情报导侦,建立联合办案、协同办案等工作模式,形成对重大财务造假、恶性操纵市场及内幕交易等市场关注、影响恶劣的重大案件快查快移的工作态势。

四是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委的执法协作。建立健全与审计署、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工信部等相关部委的执法合作机制,形成有效的执法合力,共同打击证券违法活动。

《21世纪》:在这一期间,都查办了哪些典型案例?

罗子发:改革实施以来,稽查系统与日常监管的执法协同日趋紧密,康美药业、康得新、豫金刚石、宜华生活等一批案件线索相继进入稽查执法环节。

与此同时,稽查系统按照分类监管、分层移送、分级査处的原则,持续优化执法资源配置,一方面,集中查办了科融环境、辅仁药业等一批市场关切、影响恶劣的上市公司重大案件,截至2020年11月,财务造假和违规披露占新增案件的比例由2018年的16%提高至28%,执法重点更加突出,案件查办与监管中心工作更加融合。

另一方面,立足加大证券违法成本的总体要求,我们持续加强与公安机关的衔接配合,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刑案件数量逐年增加,涉及獐子岛等多起涉嫌犯罪的财务造假案件。

护航注册制 “零容忍”依法从严执法

《21世纪》:高层会议屡次强调“零容忍”执法,此后进一步提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如何看待三者关系?

罗子发:中央领导同志进一步提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工作要求,充分认识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各类违法违规保持高压态势,对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是实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要求。

其中,“建制度”是规范市场秩序、优化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必须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推动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升资本市场治理能力;“不干预”是保持市场功能正常发挥、稳定市场预期和增强市场活力的重要路径,不干预的核心是科学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按规则制度办事,完善预期管理机制;“零容忍”是强化监管震慑,净化市场生态的重要保障,是市场规则制度得到严格执行、市场功能正常发挥的重要保证,对于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影响市场规则执行和功能发挥的恶性违法违规必须果断出手,坚决打击。这三者互为基础、互为前提、有机统一。

《21世纪》:“零容忍”打击证券违法活动有哪些必要性?

罗子发: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重要前提。

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资本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大局。当前,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确立了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严格执法是法治化的核心要求,我们必须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打击证券违法犯罪活动,净化市场生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为稳步推进注册制改革提供重要保障。

注册制改革是资本市场改革的“牛鼻子”工程。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更加强调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信息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为督促发行人依法合规披露信息,必须加强事后监管,严惩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等违法行为,为注册制改革稳步推进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为促进上市公司质量提升筑牢坚实基础。

推动上市公司质量提高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中之重,培育优质的上市公司群体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财富增长的必然要求。当前,财务造假、大股东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违法乱象仍时有发生,影响十分恶劣,必须坚决予以查处,划出不能逾越的法律红线,让相关市场主体真正做到“四个敬畏”、守牢“四条底线”。

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增强信心和底气。

增强投资者活跃度,提升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需要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虚假陈述、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行为严重扭曲价格信号,使金融资源发生错配,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通过加大执法力度,切实提高违法成本,才能为投资者创造更加安全、可信的投资交易环境。

落实“零容忍” 未来工作把握五大要点

《21世纪》:下一步对稽查执法工作有什么设想?

罗子发: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一系列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金融委关于对资本市场违法行为“零容忍”的工作要求,坚持“四个敬畏,一个合力”,紧紧围绕监管中心工作,坚决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打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恶性操纵市场及内幕交易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切实提高违法成本,净化市场生态,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坚决落实“零容忍”方针。

突出重点,加大对欺诈发行、财务造假和重大操纵市场、 内幕交易的打击力度,对涉案中介机构及从业人员“一案多查”。精准打击,加大对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关键少数”违法责任的追究力度。全方位追责,用足用好新《证券法》的授权,着力构建行政处罚、市场禁入、重大违法强 制退市以及刑事追责、民事赔偿等全方位立体式追责机制。

进一步完善执法体制机制。

认真落实《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健全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和国务院金融委关于“推动完善符合资本市场发展需要、有中国特色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的工作部署,研究提出改革完善证券执法体制的思路和方案,从政治建设、机构设置、力量配备、资源保障等方面对证券执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充分运用好科技化执法手段。

充分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提升线索发现精准度,加强违法趋势研判和预警,强化调查取证智能化水平,提升案件管理信息化水平,创新案件调查组织模式,为执法工作提供先进的软、硬件支持。

进一步优化执法协作机制。

对内,促进日常监管与稽查执法的有机衔接,统筹运用监管执法资源,充分发挥稽查执法和日常监管的优势,强化密切协同的监管执法工作格局。对外,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统一指挥协调下,深化与公安司法机关的执法衔接,加强与相关部委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作,推动建立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机制,形成更加有效的执法合力。

着力提升稽查执法威慑力。

加强舆论引导,多渠道、多平台强化对重点案件的执法宣传,充分发挥典型案件查处的警示、教育作用,向市场传递“零容忍”的明确信号,积极引导市场参与各方诚信自律,归位尽责,特别是督促保荐承销、审计评估、法律服务等中介机构切实发挥好市场“看门人”作用,推动形成崇法守信的良好资本市场生态和文化。

 

 

5、投行业务电子底稿监管系统将于202114日上线(20201231中证网)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券商人士处获悉,近日中国证券业协会下发《关于投行业务电子底稿监管系统上线的通知》,证券业协会拟于2021年1月4日上线投行业务电子底稿监管系统,届时各证券公司可使用底稿监管系统正式报送电子底稿目录信息。

通知显示,根据《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类业务工作底稿电子化管理系统建设指引》的要求,券商自2021年1月1日起承揽的投行类项目,应按要求使用底稿系统进行底稿管理,并在规定时间内向证券业协会报送电子底稿目录、文件名和文件校验码。

 

 

6、违规买卖股票获利357万元 原光大证券员工被罚没超1400万元(20201231中证网)

据北京证监局12月30日消息,原光大证券员工王国庆因作为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在任职期间利用多个证券账户持有、买卖股票累计获利357.14万元,被北京证监局合计罚没1428.56万元。

经查,2006年4月1日至2016年9月5日,王国庆先后在光大证券电子商务总部上海运营部、上海淮海中路营业部任职。任职期间,王国庆利用“王国庆”“王某辉”“王某秀”“郁某莉”“王某茂”等证券账户持有、买卖股票,其中王某辉是王国庆的妹妹,王某秀是王国庆的配偶,郁某莉是王国庆的岳母,王某茂是王国庆的岳父。上述账户买入卖出股票金额累计11.35亿元,共获利823.64万元,这些账户的交易主要或部分由王国庆完成。

此外,2017年6月29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沪02刑初60号》认定,王国庆利用未公开信息,实际控制、使用“王某秀”“郁某莉”“王某茂”“袁某华”等6个账户,非法获利896万余元。根据上海沪港金茂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袁某华”账户趋同交易获利300.10万元。上述与本案重合的证券账户,本案已扣减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予以没收的部分。“王国庆”“王某辉”“王某秀”“郁某莉”“王某茂”五人证券账户,其中“王某辉”“郁某莉”“王某茂”证券账户,根据资金来源于王国庆夫妻的占比折算,综合认定王国庆买卖股票违法所得为357.14万元。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北京证监局决定没收王国庆违法所得357.14万元,并处以1071.42万元罚款,合计罚没1428.56万元。

 

 

7、加强审判指导 严格公正司法 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就首批民法典配套司法解释答记者问(20201231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高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全面完成司法解释清理工作相关情况,并发布首批民法典配套司法解释。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贺荣,副院长杨万明、贺小荣,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介绍相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最高人民法院在民法典颁布后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民法典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还将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贯彻实施民法典?

  贺荣: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全局谋划,整体推进,持之以恒抓好民法典贯彻落实各项工作。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重点领域审判指导和监督。在审判执行工作中严格贯彻落实民法典的规定和精神,坚持平等、依法、全面保护原则。加强对涉及财产权保护、人格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民事审判和监督指导,加强产权保护力度,坚决防止以刑事案件名义插手民事纠纷、经济纠纷。

  二是切实加强调查研究。对于民法典新增制度和重大修改的调研指导工作将是下一步的重点。除这次发布的司法解释有关内容外,对于民法典的部分新增制度如性骚扰、自然人声音、自然人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等涉及人格权的司法保护,还有待继续立足审判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我们将对这些新规定、新情况深入调查研究,适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新类型权益保护的迫切需求。

  三是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将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强化类案强制检索机制等方式加强对下指导。各级法院要注重发挥审判委员会在统一裁判尺度方面的作用。

  四是加强培训和宣传。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全国法院深入开展学习培训,对民法典中的新增和重大修改制度、新司法解释以及新旧制度衔接进行重点培训,帮助广大法官不断提高司法裁判能力和水平。

  另外,还要建立动态监测报告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将对民法典施行后的立案、审判、执行工作通过信息化等方式进行全方位动态监测,及时研究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以这些工作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适用。

  问:最高人民法院这次制定了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里面提到了“溯及适用”。能否通俗地介绍一下关于“溯及适用”的相关规定?另外,民法典实施后,对于被废止的司法解释是不是就不再适用了呢?

  杨万明: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法不溯及既往”是一项重要法治原则。一般情况下,新的法律只对其施行后的法律事实产生约束力,对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无溯及力。

  编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编订纂修,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

  我国立法法第93条的规定,法律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的除外。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有利溯及”。

  时间效力司法解释根据立法法规定,总结民事审判经验,在坚持“法不溯及既往”这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规定了两种例外情形:

  第一种例外情形就是“有利溯及”,比如: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按照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无效,而民法典规定合同有效的,民法典施行后,应当适用民法典的规定。这样规定更加符合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有利于促进和鼓励交易。

  第二种例外情形是新增规定的溯及适用。在民事审判领域,旧法对某一事项没有规定,而新法在总结以往理论研究成果和审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的,基于维护公平正义、统一法律适用的需要,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新法的规定。比如:民法典关于保理合同的规定等。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新增规定都能溯及适用。如果适用新增规定,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则不能溯及适用。

  另外,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仅有原则性规定而民法典有具体规定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可以依据民法典具体规定进行裁判说理。

  关于您提到的民法典实施后,对于被废止的司法解释是不是以后就不再适用了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理解:

  司法解释被废止后,该司法解释不再适用于废止决定施行后发生的法律事实。也就是说,自废止决定施行之日,即2021年1月1日后发生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人民法院不得再适用被废止的司法解释。至于2021年1月1日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仍然要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但是,符合上面提到的溯及适用民法典例外情形的除外。

  问:这次对民事案件案由有哪些重大修改?民法典中的亮点制度如人格权等,是否有所体现?

  杨万明:系统完善的民事案件案由体系,对于方便当事人诉讼、规范和指导民事审判具有重要意义。这次我们主要对照民法典等法律对民事案件案由进行了修改。重大修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将民法典的新增亮点制度增加到民事案件案由中,比如:随着网络技术发展,个人信息被滥用的问题日益严重,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根据民法典第1034条等规定,增加了“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由;为及时制止严重侵害人格权的违法行为,切实保护广大人民群众人格权,依照民法典第997条的规定,增加了“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案由;为彰显民法典的“绿色原则”,推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专门增加了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部分具体案由;为全面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专门增加了“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由,配合修订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施行。另外,这次还对照民法典增加了声音保护、居住权、保理合同等几十个案由。

  第二方面,此次修改增加了第一级案由“特殊诉讼程序案件案由”,并在其项下增加相应的“公益诉讼”“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程序中的异议之诉”等案由,进一步完善了民事案件案由体系。

  民法典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将密切结合司法审判实践,继续研究细化民法典新增制度案由,形成更加全面、科学、系统贯彻实施民法典的民事案件案由体系。

  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每个家庭和个人息息相关。据了解,这次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修改制定了原有六个司法解释,条文数量最多。请问在修改制定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过程中有哪些考虑?

  贺小荣: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稳定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繁荣的基石。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的修改制定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正如你所说,确与每个家庭和个人息息相关。本次修改制定中,我们的主要考虑:

  一是促进婚姻家庭和谐稳定。注重引导树立良好的家教、家风,弘扬家庭美德,促进家庭文明建设。比如在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家庭暴力的基础上,将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认定为虐待,体现了对家庭暴力坚决说“不”的鲜明价值导向;

  二是注重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比如进一步细化了在法定情形下变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并由新的监护人代理其提起离婚诉讼的规定,依法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再比如,在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纠纷中,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尊重8周岁以上子女的真实意愿,删除原来10周岁的规定,等等;

  三是注重体系协调。婚姻法回归民法体系是此次民法典编撰的重要成果,相应地,我们也对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则设计进行了体系化整合。

  问: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的修改制定也引发广泛关注,请问这次继承编司法解释的修改制定有哪些亮点?

  贺小荣:继承制度是关于自然人死亡后财富传承的基本制度。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个人和家庭拥有的财产日益增多,因继承引发的纠纷也越来越多。此次修改制定继承编司法解释也是以人民群众的关切为出发点,其中的亮点主要有:

  一是注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况下,如果有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或者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应当分给适当遗产,引导全社会形成尊老爱幼、互帮互助的良好风尚;

  二是满足养老形式多样化需求。养老形式多样化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需求的重要保障,也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重要方式。民法典继承编扩大了遗赠扶养协议中扶养人的主体范围,相应地,我们也对有关条文进行了修改,以妥善处理实践中的相关纠纷;

  三是切实尊重遗嘱人的真实意愿。比如,实践中经常有通过公证方式设立遗嘱后,遗嘱人因为重病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再次设立公证遗嘱的情况,为保障遗嘱人处分自己财产的真实意愿,此次民法典继承编删除了继承法关于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我们在修改清理中也将“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的条文予以废止;

  四是确保遗产顺利分割。此次民法典继承编新增加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为使该制度能够有效地对接实践,在司法解释相关条文中增加规定了继承人放弃继承可以书面形式向遗产管理人表示,以保障遗产管理人制度的顺利运转。

  问:人格权编是民法典的亮点和重点,请问在这一编的司法解释修改制定中,有哪些特别之处?

  贺小荣:人格权独立成编,彰显了民法典的人民立场和人文关怀,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人格权的司法保护,根据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顺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人格尊严、人格权保护的迫切需求,对人身损害赔偿等有关人格权纠纷的司法解释作出修改,主要修改有:

  一是增加声音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等民事案件案由。

  二是完善了人身损害的内涵和赔偿范围,即生命、身体和健康等物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赔偿范围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

  三是增加规定死亡自然人的近亲属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将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对象调整为“人身权益”或者“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四是总结审判实践经验,增加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以更好地维护受害人权益。

  五是完善了无偿帮工人从事帮工活动致人损害时被帮工人的赔偿责任,增加规定了被帮工人的追偿权。

  问: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中,担保制度是“获得信贷”指标的重要内容,请问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有哪些重要规定?

  刘贵祥:谢谢您的提问。担保制度是民法典的重要内容,对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考虑到民法典对担保制度作出了重大完善和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在清理以往与担保有关的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根据民法典关于担保制度的新规定,制定了新的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共有71个条款,其中有10多条与营商环境有密切关系,特别是世行在获得信贷指标上所涉及的四个方面问题,司法解释依据民法典都作了具体规定。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着力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中小微企业往往缺乏不动产,而都有一定的动产。过去由于没有统一的动产登记制度,动产担保的安全性不可靠,银行等债权人一般不愿接受动产担保。民法典为动产统一登记留下制度空间,国务院依据民法典刚刚发布了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担保制度司法解释根据立法的重大变化,对人民法院认定动产担保效力、权利顺位问题以及司法救济问题作了具体规定,使动产担保与不动产担保在保障债权实现方面发挥同样的功能和可靠性,解除债权人的后顾之忧,进而提高动产资源的利用效率,为中小微企业以动产融资疏通道路,解决堵点难点,更好地将民法典的有关精神落到实处。

  二是着力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保证、抵押、质押等传统的典型担保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民法典扩大了担保合同的范围,增加规定了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保理等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新担保司法解释对这些非典型担保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一明确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与民法典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高企业融资能力的立法目的高度契合。比如,民法典第401条、第428条对原物权法、担保法关于流押、流质的规定作了重大修改,司法解释依据这一修改,明确了以财产让与形式进行担保的优先受偿效力;再比如,依据民法典关于将有应收账款可以质押的规定,明确了公路、桥梁、公园等收费权质押的物权效力及实现方式。

  三是着力平衡担保关系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民法典针对过去存在的过度保护债权人问题,隐形担保影响交易安全问题,以及实践中存在的过度担保等问题,设计了许多新的担保制度。司法解释根据立法的重大变化,致力于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消除隐形担保、消除过度担保。比如,弱化未进行登记的动产抵押的物权效力,动产抵押未经登记,在破产程序中不享有优先权;比如,认可抵押预告登记在一定条件下具有顺位上的优先性。又比如,明确规定在诉讼中对一般保证人先诉抗辩权的保障程序。等等。

  问:据了解,公司法规定公司对外担保需要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公司违反公司法这一规定,担保是否有效,实践中争议很大,这次担保制度司法解释是否解决了这一问题?另外,实践中一些上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公司提供担保,导致上市公司资产被掏空,严重损害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时有发生,请问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对此有何对策?

  刘贵祥:谢谢您的提问。您刚才实际是提了两个问题,但这两个问题有密切关联,提得都很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这次司法解释解决了这一问题。司法解释根据民法典第61条、第504条规定,明确了几点:

  第一,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第16条规定,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对外担保,构成越权代表。第二,越权代表情况下签订的担保合同,对公司是否发生效力,取决于相对人是否善意。相对人善意的,对公司发生效力,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相对人非善意的,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但是,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并不意味着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它还需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第三,这里所说的善意,是指相对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签订合同。具体判断时,就是看相对人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对公司决议是否进行了合理审查,审查了,一般可认定构成善意。反之,则不构成善意。

  刚才,你所提到关于企业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问题,以往的司法实践倾向于认为,既然是相互担保,是互惠互利的,担保不经决议程序,也应有效。但新担保解释没有采用原来的裁判思路,而是规定,即便是相互担保,也必须进行公司决议程序,否则,构成越权代表,可能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防止法定代表人规避公司法的规定,也是为了遏制相互担保现象,防止相互担保导致债务危机连锁反应,防范金融风险。

  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密切相关。上市公司属于公众公司,涉及到众多中小投资者利益。法律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明确规定上市公司有信息披露的义务,其中担保事项也是必须披露的内容。为全面落实法律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规定,新担保解释对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进行了特别规定: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不仅需依据公司法第16条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而且还要对决议公开披露,如果债权人是根据披露的信息与上市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的,担保有效,上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但是,如果债权人不是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对外担保的信息签订担保合同的,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公司既不承担担保责任,也不承担其他赔偿责任。由此,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在效力认定上比一般封闭性公司要严格得多:比如,一般公司在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情况下,虽不承担担保责任,但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而上市公司在担保合同对其不发生效力的情况下,不承担任何责任。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20201231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见附件)已于2020年12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4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31日

 

 

 

20210104金融行业动态

1A股迎史上最严退市制度 2021年退市数量或大幅提升(证券日报)

在2021年来临之际,A股迎来“史上最严退市制度”,2020年12月31日晚间,沪深交易所发布退市新规,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值得注意的是,正式落地后的退市新规较此前的征求意见稿的退市力度再升级,全面修订了财务指标类、交易指标类、规范类、重大违法类退市标准。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退市制度改革是提升我国上市公司质量的有效路径,是我国证券市场逐步形成慢牛格局的重要举措,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内容。长期来看,优化退市制度,形成上市公司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市场生态是我国资本市场长足发展和稳健成长的基石所在。    

多类退市标准全面修订   

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关键的基础性制度,与此前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正式落地的退市新规更加严格。例如,财务造假认定收紧,将造假年限由3年减少为2年,且以连续两年造假合计数进行计算;将造假比例由100%降至50%,造假金额合计数由10亿元降为5亿元,并新增营业收入指标。    

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南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由此可见,退市新规中的财务造假更为严格,体现出监管对财务造假的零容忍态度,对打击财务造假的坚定决心,从而对造假行为形成威慑,让严重财务造假的公司退出市场,维护投资者利益,提升资本市场的公信力。    

除此之外,退市新规还明确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均应当扣除。对于扣非净利润前后孰低者为负值的公司,应当在年报中披露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及扣除后的营业收入金额,会计师应当对此出具专项核查意见,以明确区分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    

完善交易类退市指标过渡期安排,明确股票收盘价在新规施行前后连续低于1元且触及终止上市标准的,按照原规则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同时,明确触及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公司的相关主体,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事先告知书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并摘牌前,不得减持公司股份。    

何南野表示,新出台的退市新规,一是大幅降低了退市门槛,新增了多种应退市的情形,大幅缩短了退市所需要的时间,整体更为严格,更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更加符合当下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有利于让更多不具有持续盈利能力、不符合继续上市条件的企业退出A股市场,加强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二是退市新规的严格程度和处罚力度进一步提高,对市场参与各方形成了强有力的威慑效应,从而引导和促进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    

谈及2021年退市将呈现哪些新趋势?何南野认为,一是退市将得到更严格的执行,退市效率也将大幅提升。二是2020年强制退市企业数量近20家,2021年退市数量或将进一步提升。    

“新出台的退市新规号称‘史上最严退市制度’。在这新规下,一批劣质公司会加速退市。”田利辉说。    

既要“退得下”还要“退得稳”    

沪深交易所发布退市新规后,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应退尽退并不是简单地追求退市数量,退市也不是唯一的惩戒手段。严格执法一方面要做到有错必罚,另一方面也要坚持过罚相当,要实事求是,辩证、系统地考量上述关系。证监会正在加快制定责令回购等配套投资者保护制度,确保既要“退得下”,还要“退得稳”。    

“‘退得稳’需要信息披露真实充分,以及实现投资者追偿机制,还需要推动场外交易的市场发展。”田利辉表示,信息公开是对投资者的最大保护。    

何南野表示,既要“退得下”,还要“退得稳”,还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退市过程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行事,不受其他无关因素影响和干扰,提高退市的执行力。二是要求拟退市公司在退市前及退市过程中加强信息披露,给投资者更充分的自主退出时间。三是进一步打造更为良好的退市后市场,提升市场流动性,让更多不幸买入退市股的投资者能够继续保有退出的可能性。四是加大对退市企业的稽查力度,厘清各方责任,并依据法律法规进行严格处罚,处罚额可用于投资者及公司善后事项。五是进一步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提高实际可操作性,让更多投资者可以通过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的权益。    

 

 

2、注册制改革全面推进蹄疾步稳 主板和中小板IPO标准成关注焦点(证券日报)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全市场推行注册制成为今年市场关注的重点之一。

2020年年底,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中国资本市场建立30周年座谈会上表示,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    

市场人士认为,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改革顺利,市场运行平稳,上市公司信披质量有所提升,价值投资理念正逐步形成,近日,刑法修正已经通过,退市新规正式发布并实现全市场覆盖,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的条件已经具备。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的过程中,主板和中小板注册上市标准是全市场成功推行注册制的重中之重,未来仍需强化投资者教育、提高信披质量、严厉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行为。    

注册制下278家公司  IPO募资超3710亿元    

自2018年11月份,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首次提出以来,经过两年多的探索,注册制已经先后在科创板和创业板平稳落地,从增量市场向存量市场不断深入。    

易会满表示,证监会探索建立了“一个核心、两个环节、三项市场化安排”的注册制架构,发行定价市场化程度、审核注册效率和可预期性大幅提高。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1月3日,科创板累计上市公司达215家,IPO募资合计3050.48亿元;创业板注册制下,63家公司上市,IPO募资合计660.33亿元。综合来看,注册制下,278家公司IPO募资合计3710.81亿元,占同期A股IPO募资比例为56.35%。    

“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的基础在于信息披露质量、投资者理性程度、市场运行效率和注册制‘试验田’效果。”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自律和“零容忍”的他律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断提高。经过多年风险教育,我国股市投资者价值投资理念逐步形成。在交易制度多轮完善的背景下,我国证券市场运行效率日臻提升。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成功落地,创业板作为存量市场试点注册制开局良好,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开展充分,效果良好。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的基本条件已经逐步具备。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科创板到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比较顺利,市场运行比较平稳,注册制改革的试点阶段成功完成。从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上来看,全面推行注册制已无任何障碍。另外,作为注册制改革的配套措施,退市新规已在2020年年底正式发布,并且实现全市场覆盖,为注册制的全市场推行奠定了基础。    

此外,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的核心是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如实、充分、及时披露信息,而投资者需要在此基础上风险自负。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提高了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未来,可以通过继续完善投资者集体诉讼等法律安排,对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在全市场推广注册制。    

主板和中小板IPO标准是全市场推行注册制重中之重    

早在2020年10月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曾表示,证监会将研究制定全市场推广注册制实施方案。    

在田利辉看来,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五方面问题:首先,注册制不是没有门槛,而是允许达到标准的企业可以注册发行上市。确定主板和中小板注册上市标准是全市场成功推行注册制的重中之重,要实现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和防范供给侧冲击的平衡。第二,需要继续加强投资者教育,倡导价值投资理念。第三,需要切实推动注册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即不断提升信披质量。第四,要加强对市场上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通过大数据监管提高市场运行质量。第五,不少投资者可能难以掌握价值投资方法,就需要将资金交给专业人士和机构予以投资。我国亟须进一步推升基金等市场中介机构的专业能力和服务质量。    

董登新认为,主板和中小板的注册制改革中,IPO标准也应该多元化。但是,对于传统企业的IPO,应该有别于科创板和创业板对高科技和新经济企业未盈利的上市标准,需要有一定的盈利水平要求,即未盈利的传统企业不能在主板和中小板IPO。    

易会满曾在《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一文中表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拓宽直接融资入口。注册制改革是资本市场改革的“牛鼻子”工程,也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核心举措。    

“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不仅能够大力推动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而且能够不断推动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将资产配置和定价权交还给投资者;还能够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逐步在制度上实现中国和国际成熟资本市场的接轨。”田利辉表示。    

“全市场注册制改革,即是资本市场制度统一的需要,也是市场包容性和开放性进一步提升的需要,有利于加速资本市场改革深入推进,促使投资者价值投资理念的形成,提高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尤其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我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形成重要支撑。”董登新表示。    

 

 

3、深圳将推动“恢复深交所主板上市功能”,A股全面铺开注册制有望注入新鲜血液(20210101 21世纪经济报道)

暂停IPO二十年后,深交所主板有望迎来新鲜血液。

近日,中国共产党深圳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深圳市委关于制定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表示要“打造全球创新资本形成中心,支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新发展,推动恢复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功能,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这一表态瞬间引发市场热议,这也就意味着,2000年后被暂停的深市主板IPO有望恢复,迎来新鲜血液。

作为深交所首个板块,深市主板目前在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值规模上,已经分别落后于同为深交所的中小板和创业板。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小板和创业板分别有上市公司994家和768家,市值规模分别达到13.47万亿和10.73万亿,而主板上市公司仅459家,总市值为9.72万亿。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注册制相继在科创板、创业板平稳落地,A股有望在2021-2022年全面铺开注册制,主板也即将迎来常态化IPO,多层次资本市场也将进一步完善。

深市主板IPO暂停二十年

深交所主板恢复上市功能之所以能受到关注,主要在于其已停止IPO20年。

2000年,为了“筹建创业板市场”,深交所在三年多时间里暂停新股上市业务。但随后因为第一次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暴跌,创业板进程突然终止。

2000至2002年,深交所发行筹资额分别为629亿元、235亿元和142亿元,为了筹备创业板,深交所2001年、2002年的融资额分别较2000年下降了62.3%和77.4%。深交所融资额占沪深两市融资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41.2%,下降到2001年的19. 9%,再到2002年的18.2%。

随后,2004年、2009年,中小板、创业板相继创立之后,深交所IPO便只在中小创市场发行,深市主板IPO陷入停滞。

剔除以换股和B股增发方式登陆深市主板的公司后,2000年9月15日完成在深交所上网发行的中联重科,是目前深市主板最后一家IPO首发公司,距今已过去20年之久。

中联重科首发之后,纯外资股(B股)上市公司增发A股的试点工作在深交所展开。在张裕A增发试点成功之后,晨鸣B、鲁泰B和京东方B等多家纯外资股公司陆续完成A股增发工作,登陆深市主板。

此外,通过换股方式登陆深交所主板的还有7家,分别是吉电股份、TCL集团、潍柴动力、美的集团、申万宏源、招商蛇口和招商公路。其中招商公路换股吸收合并华北高速,于2017年12月25日在深市主板上市,成为主板最近一家上市公司。

“最初的深交所还是倾向于发展中小板和创业板,也就是主要对接中小型的创新企业,或者中小型的传统企业。从市场分工来讲的话,上交所就主要承接主板,早期的沪深交易所在发展格局上更多受制于行政管制,基本上是遵从于计划经济下的‘大锅饭’,平均发展,在IPO数量上也是公平瓜分,上市公司数量基本上对等。但是现在的发展是各具特色。”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受访指出。

从成交金额观察,以2020年12月31日数据计算,深市主板A股成交金额为1243.63亿元,而同期中小板和创业板分别达到2075.16亿和1792.94亿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深市主板共有A股459家,市值合计9.72万亿,其中五粮液作为目前深市主板市值一哥,最新市值为1.11万亿元。此外,还有美的集团、平安银行、格力电器、泸州老窖、万科A五家上市公司市值突破三千亿。

而创业板市场,“一哥”宁德时代总市值已经突破八千亿,此外金龙鱼、迈瑞医疗、爱尔眼科三家公司总市值也突破三千亿;中小板市场中,也有比亚迪、海康威视、顺丰控股、立讯精密、洋河股份五家企业市值在三千亿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退市制度有力执行,深市主板至今已有52家公司先后被终止上市(退市),亟待新鲜血液流入补充。

全面注册制即将铺开

进入2020年,随着注册制在存量市场平稳落地,在市场人士看来,科创板、创业板的注册制经验将很快推广至主板、中小板市场,而深市主板重新恢复上市发行功能是注册制全市场落地的重要一环。

早在2020年10月,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就曾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有关工作情况时表示:“经过科创板、创业板两个板块的试点,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的条件逐步具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进一步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目前,交易所层面已着手启动准备工作,深交所理事长王建军在2020年深交所会员大会上表示,将深入总结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经验,做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各项准备。

根据市场人士预测,全面注册制有望在2021-2022年落地。

开源证券中小盘团队便指出,2021 年注册制有望全面推开,同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将是下一阶段改革的重点,“由于主板和中小板是A股历史最久、市值规模最大且上市公司属性最多样的两个板块,因此注册制改革的复杂度更高。但凭借科创板和创业板的成功改革经验,预计2021年主板和中小板注册制改革的条件将基本成熟。”

白沙泉并购金融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章俨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如果注册制的具体规则磨合和优化得快,市场对于规则的执行和接受程度高,那么乐观估计全面实施注册制的过渡期在两年内就能结束。”

而具体来看,全面推出注册制背景下,中小板与主板合并实施是大概率事件。

董登新便指出,未来的深交所在主板的恢复和中小板的改革上可能会采用“二合一”:把传统的主板和现在的中小板合并在一起。也就是重新恢复原来的深交所主板的地位,原来的中小板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创业板当然也会继续强化它的市场特色,从科创企业、高科技企业去发展。

“一旦深交所的主板恢复业务,中小板并入到传统主板中来,合称为深交所主板。这样深交所就有一个主板、一个创业板;上交所就有一个主板、一个科创板。这样的市场结构是比较合理的,沪深交易所可以形成一个相对差异化的互补的竞争,让市场更加统一、标准化、市场的结构也会更加简单明了。”董登新进一步补充道。

 

 

4、财政部:2021年持续推进减税降费 研究适时完善个税制度(20210101 21世纪经济报道)

2020年12月31日,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财政部部长刘昆作工作报告,总结2020年财政工作,研究部署2021年财政工作。

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这次罕见地改为视频会议。财政部党组成员、司局主要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财政厅(局)长和财政监管局局长等在分会场以视频形式参加会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21年宏观政策“不急转弯”,释放出明确“稳预期”的信号。2020年为了对冲疫情影响,出台的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是否延续,特殊举措包括抗疫特别国债、加大规模的赤字和地方专项债在2021年如何安排,为市场所关注。

2021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财政工作会议要求,要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要扎实做好10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加强基本民生保障、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强化财政管理和监督、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

会议还明确指出,持续推进减税降费,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促进扩大居民消费。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健全地方税体系,研究适时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等。

保持政策连续性

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指出,要精准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进一步完善并抓好直达机制落实,扩大中央财政直达资金范围,提高直达资金管理水平。持续推进减税降费,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

2020年为了对冲疫情负面影响,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力度空前,赤字率3.6%以上,赤字规模较上年增加1万亿元,达到3.76万亿元;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规模3.75万亿元,较上年增加1.6万亿元。

另外,为了助推复工复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中央出台了系列阶段性减税降费举措。其中,阶段性降低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带来的减负额度最大。数据显示,2020年前10个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2.23万亿元,已经接近上年全年水平(2.36万亿元),其中企业社保费新增降费1.43万亿元。

超常规财政政策后续如何,阶段性减税降费举措是否延续,为市场主体所关注。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更趋常态化,部分市场机构预期,2021年赤字率会回归到3%,抗疫特别国债作为特殊时期的一大特殊举措可能取消,地方专项债的规模也会缩减。

但是,宏观政策“不急转弯”,“持续推进减税降费,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等表述,2021年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可能仍然比较大,并不急于回归到正常年份的水平。

有财政专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十四五”来着眼,确保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非常重要,政府不能持续大规模举债。疫情影响下,2020年赤字率是按“3.6%以上”来安排,充满了相机抉择的意味。2021年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赤字率可能会有所调整,但赤字规模可能大体相当,积极财政政策力度依然会比较大。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并不是把赤字率降下来就是好事,还要考虑财政政策如何更有效。财政支出存在“刚性”,即便政府过紧日子,有些支出也很难降下来,在建的工程项目也需要资金接续,2021年赤字率在4%以内都可以接受,是否有风险要看财政运行状况。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此前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中央明确2021年要保持一定的支出强度,这意味着要保持一定的赤字和债务规模。保持一定的支出强度,收入来源不能完全指望税收,财政“紧平衡”可能是长期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下子大规模地减少赤字和债务也不现实。

研究适时完善个税制度

会议指出,强化财税政策支持和引导,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优化投资结构,积极拓展投资空间。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促进扩大居民消费。落实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杨志勇表示,加大税收调节力度,来促进扩大居民消费。一种是通过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比如个税减税,可以通过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提高低档税率的级距等来实现;另一种是通过降低购物消费的税负来实现,如果说增值税税率下调比较困难的话,可以相应完善消费税,适应消费升级趋势,调整相关税目、降低相关税率等。

尤值一提的是,会议还指出,健全地方税体系,研究适时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2020年12月23日,财政部部长刘昆在《人民日报》发表《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署名文章。文章提到,适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法,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完善吸引境外高端人才政策体系。

“研究适时完善个税制度,这个表述很务实。个税未来改革方向是扩大综合收入的范围,让个税税制更加公平、更好发挥收入分配调节作用。但是这个目标,要跟扩消费、吸引国际高端人才等政策目标相协调。所以,可以先行多研究,让政策储备更充分些。”杨志勇表示。

上述财政专家表示,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才是根本出路。除了要降低税费负担之外,还要通过社会保障、民生兜底政策等方式,来扩大消费。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张斌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要扩大内需,财政政策应该侧重在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因为他们的消费倾向比较高。通过完善现有转移支付政策,通过补贴、救济等政策,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也要完善社保制度,通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减少不确定性,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

会议还指出,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基本民生保障。落实就业优先政策,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社保基金管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支持发展文化事业产业。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确保财政经济稳健运行、可持续。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地位,坚决防范基层“三保”风险。

此外,会议还指出,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等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深,部分地方财政负担很大,出现养老金缺口,通过更好地划分养老保险领域央地责任,来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的平稳运行,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上述财政专家表示。

 

 

5、房地产融资“供给侧改革”启动 楼市“去杠杆”全面展开(20210101 21世纪经济报道)

2020年最后一天,一则金融领域的文件发布,宣告房地产业正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12月31日,央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下称《通知》),对中国境内的所有法人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进行管理。

具体为,将法人银行分为五档,根据各银行所处的不同档位,对房地产贷款占比和个人住房贷款占比设定上限。其中,前者最高不超过40%,后者最高不超过32.5%。

《通知》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

这一文件被认为是“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的一部分,虽然设置的额度比例并不苛刻,且监管层给予了一定的过渡期,但政策的信号意义仍然不可忽视。

过去多年来,房地产调控政策对购房者的限制近乎严苛。限购、限贷、限售等一系列“限”字诀政策的推出,在保护刚需的同时,也令购房者“加杠杆”变得越来越难。2020年8月,“三条红线”政策提出,从房企的角度对融资需求进行量化管理。而此次“涉房贷”集中管理制度的推出,则是对资金供给端的收紧,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也被认为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

分五档考核房地产贷款占比

按照《通知》规定,法人银行将被分为五档。具体为:6大行+国开行为第一档,12家股份行+农发行+进出口银行+北京、上海、江苏银行为第二档,民营银行+除去北京、上海、江苏外的城商行+大中城市和城区农合机构为第三档,县域农合机构为第四档,村镇银行为第五档。农合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

指标方面,第一档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分别为40%、32.5%,第二档分别为27.5%、20%,第三档分别为22.5%、17.5%,第四档分别为17.5%、12.5%,第五档分别为12.5%、7.5%。

按照监管层的说法,上述分档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机构类型等因素确定,而管理要求的设定综合考虑了银行类型、存量房地产贷款业务现状及未来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为支持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住房租赁有关贷款暂不纳入房地产贷款占比计算。

《通知》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2020年12月末数据为界,并对不同的超出比例分别给予了2年、4年过渡期。同时明确,各地可以结合所在地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等特点,在增减2.5个百分点范围内适当调整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

此外,为配合资管新规的实施,资管新规过渡期内(至2021年底)回表的房地产贷款不纳入统计范围。

银行是房企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有金融机构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算上开发贷款、按揭贷款,以及非标融资、信用贷等其他渠道,房企每年从银行中获得的贷款额度在5万亿左右的水平,占其资金来源的三成左右。因此,此次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额度管理,会很快引发行业关注。

但多数业内人士认为,仅从额度上看,这一规定并不苛刻。

贝壳研究院首席分析师许小乐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中占比为28.8%,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中占比为19.8%,平均水平低于管理目标限制。目前设定的管理比例要求基本符合2020年的情况,意味着2021年市场投放的额度总量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同时,监管层根据年末银行的实际情况设定了过渡期,超出管理要求越高的,过渡期时间越长,让银行和贷款主体有足够的时间平稳调整,避免过大变动。因此,许小乐认为,“该方案对短期市场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两部委有关负责人同样明确了这一点。据介绍,2019年以来,央行、银保监会已就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开展了广泛调研,与金融机构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目前大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符合管理要求。”

但新规“堵漏洞”的作用仍然不容忽视。按照贝壳研究院的说法,新规实施差异化管理要求,从规模和防控风险能力两方面为依据制定分档。也就意味着,以往“小银行”通过更“灵活”的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拓展该部分业务的空间将受到限制,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资格等方面的管理将更加严格。

去杠杆之路

过去多年来,房地产调控政策对购房者的限制近乎严苛。限购、限贷、限售等一系列“限”字诀政策的推出,在保护刚需的同时,也令购房者“加杠杆”变得越来越难。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框架下,从2020年开始,楼市“去杠杆”的过程逐渐延伸到房企的融资环节。

2020年8月2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首次提出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增强房地产企业融资的市场化、规则化和透明度。会议还提出,以“三道红线”为原则,对房地产企业融资实施管理。

所谓“三道红线”,是指对房企设置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净负债率大于100%;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等三个指标,根据触线情况不同,将企业分为“红、橙、黄、绿”四档,对有息负债规模增速进行量化管理。

据悉,“三道红线”已经对房地产业产生了实质影响,近期,房企已经在销售回款、拿地销售比、债券发行规模增速方面进行了实质调整,一些企业还设定了具体的降档期限。

按照许小乐的说法,“三道红线”是在资金需求端的管理,而此次的“涉房贷”集中管理制度则是在资金供给端的收紧。

他还认为,对“涉房贷”进行集中管理,不仅是“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的一部分,也是房地产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未来,该政策将和“三道红线”一起,成为楼市调控的常态。

多数受访者指出,随着资金供给侧的管理全面收紧,房地产领域的“去杠杆”行动也将全面展开。

许小乐指出,近年来的楼市调控,主要沿着“去杠杆”的方向进行,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和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推动房地产与金融及实体经济平衡发展。他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金融信贷中涉及房地产的比例较高,不仅增加了企业和居民的杠杆水平,也挤占了社会信贷资源,不利于构建国内大循环。

北京某房企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房地产业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人口红利、土地红利逐渐消退后,金融红利也在消失。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将告别红利下的高增长,转而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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