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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5日 今日读报

广发读报

2020.10.15

摘要今日读报关注: 1、投服中心:履行投保职责促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2、国联国金“联姻”终止冲击波: 国联副总请辞 内幕交易调查或影响两券商评级; 3、深圳先行先试CDR,将进一步驱动资本市场改革创新。

目录

 

20201015行业动态
1、深交所将坚决扛起资本市场先行先试的责任(证券日报)
2、深圳资本市场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求突破 亮点迭出(证券时报)
3、国联国金“联姻”终止冲击波: 国联副总请辞 内幕交易调查或影响两券商评级 (21世纪经济报道)
4、深圳先行先试CDR,将进一步驱动资本市场改革创新(21世纪经济报道)
5、多部委力推区块链“点睛”数字经济 地方政府频出实招促落地(证券日报)​

 

 

 

20201015行业动态

1、深交所将坚决扛起资本市场先行先试的责任(证券日报)

 

10月14日,深交所党委组织全体干部员工集体观看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视频直播,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任务要求,安排深交所改革发展举措。

 

深交所全所干部员工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总结经济特区建立以来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宝贵经验,充分肯定经济特区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郑重宣示深化改革开放、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的坚定决心,对新时代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大部署,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振奋人心,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全所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上来,高质量推进深交所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也是资本市场建立和深交所成立30周年,作为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生动缩影,深交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市场发展到多层次市场、从区域市场发展成为全球新兴市场。深交所秉承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高举改革创新旗帜,率先创办开业,探索推出中小企业板,成功推出创业板,平稳启动深港通,顺利实施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有力支持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致力服务国资国企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机制创新,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求突破,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下一步,深交所上下将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经济特区建设宝贵经验,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践行“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和“四个敬畏、一个合力”工作要求,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一是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加强党对深交所的全面领导,持续强化党的建设,为深交所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二是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守正创新。珍惜来之不易的重大机遇,扛起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使命,将先行示范区建设理念和先行先试原则要求贯穿于工作各个环节,破除发展瓶颈、汇聚发展优势、增强发展动力。三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为契机,深入推进落实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重点任务和先行示范区首批授权事项清单,积极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借鉴国际最佳实践,推动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制度规则体系,进一步提升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四是全力以赴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围绕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按照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各项部署,完善和实施深交所战略发展规划,努力构建与先行示范区相匹配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助力深圳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积极贡献力量。

 

 

 

2、深圳资本市场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求突破 亮点迭出(证券时报)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深圳一直敢为天下先,在资本市场建设上也是先行先试。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深圳资本市场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求突破,亮点迭出,形成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14日,深交所共有2302家上市公司。而深圳本地共有上市公司339家,涵盖电气机械及器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领域。

 

巨丰投顾投资顾问总监郭一鸣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深圳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从以往的敢闯敢干,到先行先试,都是深圳继续扩大改革开放的过程。而这种先行先试落脚在资本市场建设上,也将进一步提升深圳资本市场的活力,在提高深圳上市公司质量的同时,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而将于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其中有不少制度设计均为国内首创。例如,明确在深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登记的科技企业可以设置特殊股权结构,在公司章程中约定表决权差异安排,在普通股份之外,设置拥有大于普通股份表决权数量的特别表决权股份。设置特殊股权结构的公司,其他方面符合有关上市规则的,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机构上市交易。

 

郭一鸣认为,允许在深圳市注册的科技企业实施“同股不同权”,是深圳市场一个重大的变革和创新,从地方法规层面扫清了同股不同权科技企业面临的法律和制度障碍。充分体现出资本市场对科技企业的支持,有利于拓宽科技企业融资渠道,吸引更多优质科技企业到深圳资本市场融资。

 

实际上,早在2018年9月份,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提出,推动完善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资本市场相关规则,允许科技企业实行“同股不同权”治理结构。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允许“同股不同权”的科技企业上市,可以在扩大科技企业融资渠道的同时保护其稳定发展。随着科技企业规模和数量的扩张,最终也可为资本市场提供更多的上市资源供给。

 

值得一提的是,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深圳资本市场再获中央重磅政策“大礼包”。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支持深圳在资本市场建设上先行先试。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CDR)。建立新三板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机制。优化私募基金市场准入环境。探索优化创业投资企业市场准入和发展环境。依法依规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

 

陶金表示,在资本市场领域给予深圳更多先行先试政策,是对以往深圳成功开展资本市场创新和改革的正向反馈。深圳在资本市场先行先试取得发展的成果后,决策层有信心赋予深圳更多政策空间。当前深圳的资本市场发展改革基础,使得更多政策在此地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提升,因而能够产生更强的示范效应。

 

 

 

3、国联国金“联姻”终止冲击波: 国联副总请辞 内幕交易调查或影响两券商评级 (21世纪经济报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联证券近日博尽了市场眼球。

 

10月13日晚间,国联证券突然发布公告,称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裁杨明的书面辞职报告,其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而就在前一天,国联证券、国金证券刚刚同步发布公告,表示终止筹划两公司间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并购同业告吹、内幕信息泄露疑云、副总裁突然请辞,国联证券“鲸吞”国金证券失败的内情越发扑朔迷离。

 

十日停牌,翻天覆地

 

国联证券吸收合并国金证券无疑是近月来券业市场的重磅消息。

 

9月20日,国联证券和国金证券双双发布公告。公告显示,国联证券拟从长沙涌金(集团)有限公司处受让其所持有的7.82%国金证券股份,并在此之后筹划以向国金证券全体股东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国金证券。次日,两家公司开始停牌。

 

眼见A股历史上首起上市券商合并案例将要成行。停牌十个交易日后,市场等来的却是两家券商“分手”的消息。

 

对于并购同业失败的原因,国联证券解释为,重组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相关方均未就具体方案最终达成实质性协议”。

 

“这个解释我是不太认可的,两家本身就从事并购业务的证券公司做并购,都已经走到了公告停牌这一步,具体的方案还没拿出来?”北京地区某券商资深投行人士称。

 

如上述投行人士一样怀疑此次并购终止另有隐情的市场人士不在少数,而国联国金并购事项中明显出现的内幕信息泄露,似乎又成为拨开此次券业合并失败疑云的突破口。

 

从市场公开信息来看,早在国联证券与国金证券正式发布并购意向公告的前一天,相关消息甚至公告截图就已在网络上流传。更早之前的9月18日,两家上市公司A股股票也双双涨停。9月25日,证监会正式发声,要求国金、国联证券自查,并提交内幕知情人名单,启动核查程序。

 

“在内幕信息已经基本确定泄露,公司内部高管或股东方可能牵扯其中的情况下,监管层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给予压力,让国联证券主动放弃并购是合理的,”上述投行人士称,“先把并购停下,再慢慢核查,依据调查结果再看后续如何发展。”

 

不过,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则认为,市场化的重组交易谈判并不容易,重组停牌后没谈拢终止交易复牌的情况并不鲜见,券商间的重组交易谈判失败的也很多。“内幕交易或许是终止重组的影响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根本原因应该还是没谈拢。”

 

无论主因、诱因如何,此次上市券商合并已经告吹。对于市场而言,除静候证监会调查结果外,国联、国金两家券商是否仍有合并的余地,也是讨论的热点。

 

“国金大股东表现出了要卖股权、国联表现出了要并购扩张的战略意图,只是这双方条件没谈好而已。这两家公司的重组预期反而更明朗了。”王骥跃表示。

 

另一位国内证券公司高管则认为,具体能否继续合并,还是要看此次合并失败的根源在哪。如果是因为内幕消息泄露被监管喊停,那未来合并的难度就会加大。如果只是没谈拢,那么在调查结果落地后,合并事宜有希望继续推进。

 

副总裁突然请辞

 

而就在证监会对相关事件调查未明时,国联证券分管自营业务的副总裁杨明却突然申请辞职。

 

公开信息显示,杨明今年尚不到40岁,1981年生人,自2016年下半年起就开始担任国联证券副总裁职位,分管投资业务。同时杨明还兼任国联证券旗下私募股权投资子公司国联通宝的董事长、总经理。

 

在国联证券任职之前,杨明还曾任申银万国证券投资经理、大成基金基金经理、华宝兴业基金部门经理兼投资经理、太平资管高级业务副总裁等职务。

 

从杨明进入国联证券的时间点来看,在中信证券前董事长王东明加盟国联证券担任顾问后一年。目前,市场多认为,正是王东明这位中信证券从前的“灵魂人物”,主导国联内部的“中信系”拿下了对国金的并购事宜。

 

对于杨明的去向,部分国联证券内部人士表示并不知情。但从公司公布的副总裁辞职的公告来看,也无法确定杨明是否完全脱离国联证券。其中仅表示杨明辞去公司副总裁一职,但对其是否仍担任国联通宝董事长、总经理并未说明。

 

“一般只有董事和总经理辞任的时候才会有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副总裁级别的高管并没有强制要求充分信披。但从对市场、投资者负责的角度,和信披完整性来说,高管一旦离开公司,需披露其在母子公司任职的全部情况。”国内某大型券商信披相关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这个角度来看,杨明或仍将留在国联证券担任其他职位。

 

后续波澜仍在酝酿

 

虽然此次并购失败并不会动摇国联和国金证券的根基,但未来随着证监会对相关内幕信息泄露的调查,两家上市券商业绩和发展仍存有被影响的风险。

 

“从目前内幕信息基本已确定泄露的事实来看,两家券商领到证监会警告和罚款行政处罚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涉及资金规模再大一点,可以涉刑。”上述资深投行人士称。

 

按照《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在每年的分类评价过程中,证券公司被实施警告行政处罚,或者相关责任人被采取警告行政处罚措施的,每次扣4分。相关主体被实施罚款行政处罚的,每次扣5分。

 

不过,《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也明确,就同一事项对证券公司及其负有责任的人员实施多项行政处罚、监管措施、纪律处分、自律管理措施的,按最高分值扣分,不重复扣分。也就是说,在证监会调查结果出炉后,国联、国金两家券商极有可能在下一轮证券公司分类评级中被倒扣5分。

 

从2020年证券公司分类结果来看,国联证券拿到了A类评级,国金证券更是位列AA级。而5分的损失,则有可能将两家券商拖下A类评级。

 

实践过程中,券商分类结果的下滑将直接影响到风险准备金规模、投资者保护基金比例等规定要求。如A类券商可按其营业收入的0.5%缴纳2019年和2020年度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B类、C类、D类证券公司则需缴纳其营业收入的0.6%、0.7%、0.7%。这些细微的差距将直接影响证券公司的资本充足情况。

 

另外,券商分类结果还会影响公司新业务的开展。按照规定,分类结果将作为证券公司申请增加业务种类、发行上市等事项的审慎性条件,还作为确定新业务、新产品试点范围和推广顺序的依据。且评分较低的券商在监管资源分配、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频率等方面也会被区别对待。

 

除两家券商经营面临潜在风险外,国联国金合并失败也或将对整个行业带来冲击。

 

“此次国联国金合并,是A股上市券商中的首次,合并后体量也不小,甚至可以视作国内券业整合打造航母级券商的开端。如事件以相关券商涉及内幕交易被罚收场,对后续整个券业合并进程必将带来负面的影响。”某国内中小券商研究所分析师称,未来监管势必对其中的内幕信息等关键环节更进一步加强监管,券业整合的进程不会中断,但有可能放缓。

 

 

 

4、深圳先行先试CDR,将进一步驱动资本市场改革创新(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11日发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支持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深圳资本市场的建设发展被放在突出位置,涉及资本市场的改革措施包括要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CDR)、建立新三板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机制、优化私募基金市场准入环境、探索优化创业投资企业市场准入和发展环境等。

 

首先,CDR有助于资本市场的开放。

中国存托凭证(Chinese Depository Receipt,CDR)是指由存托人签发、以境外证券为基础在中国境内发行、代表境外基础证券权益的证券。一般地,在境外(包含中国香港)上市公司将部分已发行上市的股票托管在当地保管银行,并发行由中国境内的存托银行发行、在境内A股市场上市、以人民币交易结算、供国内投资者买卖的投资凭证,从而实现股票的异地买卖。

 

CDR适合那些海外新经济企业回归A股市场。对于在海外上市企业想要回归A股(如百度、阿里、京东等),又不想拆除VIE架构,CDR是较好的一种模式。CDR与ADR(美国存托凭证)类似,ADR是把非美国证券包装成美国有价证券。如果美国投资者想要购买其他国家公司的股票,除直接购买这家公司在该国的股票,还可以选择买这家公司委托给美国银行的股票凭证,这家公司可以凭借存托凭证在美股挂牌上市。CDR模式则是境外上市公司将部分已经发行上市的股票托管在当地的银行,通过中国境内存托银行发行,相当于在A股上市,然后公司的股票就能以人民币交易结算,供国内投资者买卖。

 

《方案》为深圳的资本市场注入更多自主性,提出在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基础上制定了深圳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清单,支持符合条件的在深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融资并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CDR)。虽然CDR的相关内容很早就包含在创业板规则里,现在先行先试,凸显中央监管对吸纳特殊架构的创新型公司的重视。

 

发行CDR可以推进股票市场的发展,加快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是必然趋势,包括机构、交易品种、交易制度、市场监管等多方面的国际化,CDR作为金融创新品种,有助于打开境内外资本市场合作空间,是资本市场更加国际化的信号,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监管水平及国际知名度,并使之逐步与国际接轨。

 

其次,CDR有益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

成熟资本市场应当层次多样、板块有效连通互动,但中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尚未形成。主板市场并未真正成为蓝筹股主导的市场,中小板的行业覆盖面窄,成熟有效的场外交易市场(OTC市场)相对缺乏,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有待发展。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CDR),有助于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方案》设计创新企业境内发行存托凭证(CDR),建立新三板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机制,表明深圳多层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目标安排,由此完善中小型创新企业的资本市场培育路径。

 

CDR是资本市场扩大上市公司来源的重要方式,是成熟资本市场普遍使用的手段,它通过建立特定市场丰富资本市场的层次。《方案》支持深圳在资本市场先行先试,丰富创新、创业、创投、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和融资渠道,随着资本市场准入的形式多样化,准入门槛将有所降低,企业上市的各种羁绊将大幅减少,大量创新、创业、创投企业将得以成功上市,既给资本市场带来源源不竭、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也有助于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第三,CDR有利于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CDR试点存在一些阻碍因素,但这可能“倒逼”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业务的改革和创新。

 

外汇管制影响CDR计价币种的选择,要求相应的汇率制度改革。如果计价货币是自由兑换货币,基础证券与相应的存托凭证市场能完全连通,不同市场上的价格也趋于一致,由此消除通过存托凭证交易进行的套利行为。但我国外汇制度尚不允许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基础股票与CDR处于相互割裂的市场,基础股票与CDR之间的转换可能出现困难。因此,克服外汇管制的阻碍,要求进行汇率制度的改革,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或局部自由兑换。

 

境内和海外证券市场的市盈率差异会引起套利行为,影响CDR的性质,要求提升证券市场的有效性。我国证券市场属于新兴证券市场,平均市盈率水平较高,如果美国等市盈率较低国家的公司发行CDR并在中国上市,市盈率差异可能导致资金更多流向CDR,从而使CDR成为投机工具。借助CDR试点消除市场之间的市盈率差异,可以通过开放和规范资本市场,实现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商业银行参与CDR试点,必须进行相应的业务设计,提高银行的服务能力。CDR试点要求商业银行进行相应的业务拓展和服务创新,由于CDR和基础股票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上运行,商业银行还必须加强国际业务协作,这些要求有助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化发展。

 

 

5、多部委力推区块链“点睛”数字经济 地方政府频出实招促落地(证券日报)

2019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区块链自此上升为国家战略。站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证券日报》金融机构部特别推出《区块链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周年》系列报道,着眼于政策引导,立足于产业落地,从上市公司、金融机构、互联网科技巨头等行业发展的三大中坚力量着手,揭开区块链应用落地现状,展示区块链产业发展的新风貌,以飨读者。

 

本报记者 邢 萌

 

近日,数字人民币红包登上热搜。单个金额200元、数量总计5万个的红包发放活动极具吸引力,引来逾190万人参与摇号,中签率约2.6%。这场由深圳官方组织的面向在深个人的千万红包福利活动,是数字人民币首次面向普通民众大范围测试。

 

央行数字人民币研发中,作为可选技术路线的区块链地位重要。最近一年里,包括央行在内的多个部委各司其职,都在挖掘区块链潜力。如国家发改委将区块链纳入新基建、人社部推出两个区块链新职业等。地方政府也“无问西东”,抢占科技新赛道。20余个省级行政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区块链,更是有多达两位数的省市出台专项扶持政策。

 

可以说,区块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一年中,区块链行业的最大机遇莫过于政策环境的极大改善。政策是最大的资源,也是最好的红利。

 

对于政策机遇,敏于捕捉者才能先人一步。区块链从业者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扶持政策的叠加效应,提升区块链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化落地成果,促进技术与产业的融合,充分发挥区块链对于数字经济的助推器作用。

 

按下数字经济“快进键”

 

区块链得部委青眼相加

 

数字人民币、新基建、新职业......今年我国数字经济社会建设的几件大事都绕不开区块链技术。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块链技术在各大部委眼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以独有技术优势逐渐变革各行各业,正在从整体上带来数字经济的新风貌。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建设也给区块链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央行数字人民币给区块链带来了“新内涵”。脱胎于比特币的区块链技术曾饱受币圈ICO、割韭菜等负面形象的影响,数字人民币的出现改善了区块链的形象。数字人民币不仅在开发过程中借鉴了区块链技术及思维,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资产更是加速了数字人民币的推出,并且在推出后区块链技术更有望再放异彩。数字人民币秉承技术中立原则,不预设技术路线,从央行角度而言,无论是区块链还是集中账户体系,央行均可适应。

 

而放眼至全球,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前在撰文中指出,当前各国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央行数字货币实验进展迅速,内容已涉及隐私保护、数据安全、交易性能、身份认证、券款对付、款款对付等广泛议题。

 

国家发改委明确“新基建”赋予了区块链“新角色”。4月20日,国家发改委召开例行在线新闻发布会,正式明确“新基建”范围。区块链技术连同5G、人工智能等作为信息基础设施的新角色,被纳入“新基建”范围内。彼时,对于“新基建”中区块链产业前景,人民网给出了颇为乐观的预测:2025年区块链产业规模达389亿元。

 

人社部新职业的发布意味着区块链迎来了“新工种”。7月初,人社部公布9个新职业,两个区块链新职业“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区块链应用操作员”在列。人社部认为,区块链技术奠定了坚实的“信用”基础,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对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及应用操作人员的需求将越来越多。两个区块链新职业由中国电子商会区块链专委会推动设立,该专委会秘书长李银科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目前专委会牵头组织的“区块链应用操作员”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工作已正式开始,“区块链应用操作员”是技术与产业的桥梁,能够促进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证监会的新四板试点则为区块链提供了“新场景”。此外,同在7月初,证监会发文同意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深圳等5家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区块链建设试点工作。据了解,目前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已成功实现连通证监会监管区块链,进一步推进了新四板市场的区块链建设。

 

对于区块链未来是否有望应用到A股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前总工程师白硕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对于技术的准入,A股市场有着严格的要求。A股市场对于技术运行的安全持一种“零容忍”的态度。区块链的引入,和“零容忍”之间会产生怎样的互动,需要进一步观察。

 

“政府工作报告+专项政策”

 

地方政府扶持区块链连出实招

 

不仅是各大部委,地方政府也在抢占数字经济新高地。这条赛道上,不管是东部沿海发达省市还是西部欠发达地区,都在奋力前行,抢占区块链先发优势,以期如早期布局互联网般实现跨越式发展。

 

“区块链技术对于带动地区数字化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陀螺研究院院长、深圳市信息服务业区块链协会副会长余维仁对《证券日报》记者分析称,区块链技术特有的数据分享方式,涉及到了数据要素的确权、流通与使用,有助于量化地区发展成果,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同时通过区块链与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可带动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优化生产和服务资源配置,推进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促进地区工业生产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来,全国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已将区块链列入当地政府工作报告中。《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全国已有25个省市自治区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提及区块链。区块链在东西部地区承担的角色定位差异更为鲜明。

 

今年,东部地区更多强调区块链技术的基础研发与原始创新。相关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北京市提出,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围绕5G、半导体、新能源、车联网、区块链等领域,支持新型研发机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开展战略协作和联合攻关。江苏省提出,着力培育壮大“三新”经济,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福建省提出,实施区块链技术创新和产业培育专项行动。中西部地区更多倾向于区块链的产业带动作用,加速地方经济发展。比如,陕西省提出,要探索“区块链+产业”应用示范;四川省提出,抢占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5G网络应用和超高清视频等产业高地;海南省提出,做特做强海南生态软件园等重点园区,重点发展游戏出口、智能物联、区块链、数字贸易、金融科技等数字经济产业。

 

区块链专项政策的密集出台,才能使地方区块链的顶层设计落至实处。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至少有15个省市级地区出台区块链专项政策,其中有湖南省、湖南省长沙市、广东省广州市、浙江省宁波市、北京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六地相继推出了更为具体的区块链三年或六年发展规划。

 

据赛迪区块链研究院统计,2019年上半年区块链政策总体趋势良好,但在统计的27项涉及区块链的政策中,仅有福州市出台了区块链发展专项政策,其他各地方政府均为区块链相关政策文件。

 

相较于去年,今年的情况已大为改观。统观今年区块链专项政策,从目标来看,北京市明显定位更高,要求到2022年初步建成四个区块链“高地”,即区块链科技创新高地、应用示范高地、产业发展高地、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形成区块链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北京方案”;从力度而言,湖南省更胜一筹。不仅湖南省和下辖长沙市均提出区块链发展三年规划,《湖南省区块链发展总体规划(2020-2025年)》也已获湖南省政府常务会议原则同意。此外,近期《娄底市区块链产业发展规划》也正式发布。

 

对此,娄底市区块链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执行副主任谢纬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规划的提出将为娄底市通过发展区块链产业进一步接收数字经济红利,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重塑社会信任起到指导性作用。”

 

政策先行带来产业机遇

 

落地效果更需高度关注

 

一年来,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各类区块链扶持政策不吝推出,释放出浓浓的政策善意。有别于往年“原则多细则少、门槛多实惠少”,这一年来的政策即顾“量”又保“质”,落地可操作性颇强。

 

“整体上看,各地在指定相关扶持政策时,会结合自身发展优势和差异化特征,围绕区块链基础理论、关键技术、产业发展、要素配套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布局。因此未来中国区块链的发展并不会局限在经济发达省份,而是根据各地区的条件优化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块链产业经济布局。”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区块链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于佳宁对《证券日报》记者分析道。

 

对于不同地区,区块链技术既可锦上添花,也可雪中送炭,主要是它在数据要素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数据要素作为各个省市的普惠性资源,具有巨大的挖掘潜力。”于佳宁表示,区块链技术可以加速数据要素市场化,使其价值得到爆发式增长。如今,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数据要素交易场景与区块链是天作之合,区块链天然具有确权优势,可以助力之前没有确权定价的要素资源进入市场释放经济价值,解决数据要素痛点,深度挖掘数据要素的价值潜力。

 

政府部门前期的政策引导固然重要,不过后续的政策落地更为关键。对于政府部门而言,扶持区块链产业做大做强,不仅要在政策上“扶上马”,还得在服务上“送一程”,急企业之所急,帮企业之所需。

 

关于政策出台、落地与行业之间的关系,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区块链创新团队负责人、高级工程师相里朋以“窗路”说法对《证券日报》记者形象地比喻到,“各地区块链扶持政策的出台,对于从事区块链行业的企业,已打开了一扇窗,配套而来的政策落地、生态培育、项目示范、人才配套等,对于行业能否打通一条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政府应如何来确保政策顺利落地,国际新经济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郑磊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市场层面,今年区块链产业投资将侧重于为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寻找更多的商业场景应用,这部分是属于商业领域,政府不宜过多涉足和干预,同时也要防范不良企业借此骗补,浪费宝贵的地方财政资源。在政府层面,区块链已经在存证、审批方面有了成熟应用,但整体进展不是特别明显,可以加强区块链在政府工作数字化方面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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